重新研讨道教起源和产生问题

重新研讨道教起源和产生问题

提 要:长期以来，道教产生于东汉末的说法影响很大，与道教起源和产生的实际发展不符，理应重新研讨。从鬼神、神仙信仰的演变，从“巫”、“方”、“道”的发展，均可证明至少春秋、战国时期已产生道教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之争，影响了后世对道教产生的诸看法。

熊铁基，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主题词:道教鬼神信仰巫方道

一、为什么要重新研讨

19世纪下半叶，随着西方宗教学的兴起，宗教起源曾是其研究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对宗教起源有各种各样的回答。近百年的研讨，形成了许多理论观点，但没有任何一种观点、学说能得到学术界的公认。这样，西方宗教学界逐渐产生了一种倾向，把宗教起源问题视为一种得不到科学结论的“伪科学”，主张放弃研讨，认为宗教学的主要任务是“单纯收集和整理事实”。这在宗教学的研究中，实际上是很有影响的，影响到其他方面的研究，影响到现在。

我国宗教学研究起步较晚，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才正式开展研讨。具体到编写“道教史”的时候，记述道教产生或形成时才有所涉及。如卿希泰主编的《中国道教史》第1章《道教产牛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》、任继愈主编的《中国道教史》第1章之二《早期道教的主要来源与产生的社会背景》。问题是这两部影响很大的著作都沿袭百年前的“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年”的“成见”。如1937年傅勤家的《中国道教史》第6章《道教之形成》讲的就是汉末的“太平道”、“天师道”。傅著之所以如此写，是受“外人对于道教史分期”(该书第2章)之影响，他详细介绍了日本学人常盘关于中国道教之分期，“第一期开教时代，此指后汉张陵开立天师道时代……”傅勤家认为“以上常盘之言，实有至理”。@日本学者之论也是从中国古书记载中梳理出来的，可查到宋代乃至魏晋以后论佛道之争的一些言论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

因此，在道教史的研讨中，就会有“道教前史”、“原始道教”、“古道教”、“民间宗教”等等许多提法，来圆说汉末道教“产生”或“形成’之说。现如今更有年轻日本学者以什么“新范式”的名义把道教形成放在南北朝时期，那就更麻烦了。这几百年乃至千年的历史又要找出一套说法以圆其说。

从实际情况看，要新编一本“中国道教史(实际上已不是一个地方在着手这项工作，包括卿希泰先生主编《中国道教史》的修改)，有必

要重新研讨一下道教起源和道教产生的问题。重新讨论道教起源和产生问题，理论和实践意义都非常大，可以丰富宗教学的理论研究，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教文化，吸收其“精华”因素，改造乃至摒弃其“糟粕”内容。

二、释“神道设教”

这里我想从傅勤家《中国道教史》的一段话说起，他写道:

道教之所谓道，其涵义固甚玄奥，但此字实从古代之神道而来。《易·系辞》云:“圣人以神道设教。”《中庸》很阐明“神道设教”之意义，引孔子言“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?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，体物而不可遗，使天下之人，斋明盛服，以承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”是也故后汉时即称道教为鬼道，鬼道实继神道而兴者也。@

作此详引，不埋没其创见。但要补充说两个问题:

一、“神道”是不是指鬼神之道?《易经》原文是“观天之神道，而四时不忒，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”。有的学者在释读时特别强调“神表现在天不言语而四时运行无有差忒，不是宗教观念上的神”④，是有道理的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“神”的不可知性，唐孔颖达疏解就说:神道者微妙无方，理不可知，目不可见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谓之神道。⑤“微妙无方”等等应该就可以与宗教观念的神相通了。或者道教之名在后人理解或发挥“神道设教”之时从中得到启发是可能的。

二、鬼神之道是一个值得进一步从多方面研讨的问题。可以做许多考证:

“鬼”字比“神”字出现得早，甲骨文中有“鬼”字，还未发现“神”字。鬼,《说文》解释是“人所归为鬼”，《礼记·祭义》说“众生必死，死必归土，此之谓鬼”。还有“万物之精灵的说法。汉人更集中到“人神曰鬼”的解释上《论语·为政》:“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。”何晏作注说:“郑曰:人神曰鬼，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谄求福。”鬼与祭祀相连，鬼与祖先相连，由此可以看到这是从原始的祖先崇拜发展而来的。整个鬼神崇拜，都从原始的自然崇拜、祖先崇拜发展而来，乃至于形成一个庞大的鬼神队伍，人们对之祭祀礼拜。祭祀之礼是古代人们的头等大事，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敬神祀鬼是道教的主要内容，也是其形成的直接源头。原本“鬼”无贬意，而且“鬼”字发明在神之前(这也是值得进一步考证的问题)，所以鬼神连称，五斗米道之“鬼卒”、“鬼道”也不一定是贬称(我曾说过是他人贬称为鬼道，也许是不确切的)。

三、“鬼”、“神”、“仙”的信仰

如果说“鬼”字的出现比“神”字早,“仙”字则出现得更晚一些。“鬼”字甲骨、金文中都有，“神”字金文中也有,“仙”字则甲骨、金文中都没有发现。从文字发明上考证，“鬼”、“神”、“仙”这个先后次序应该是不错的。

人死为鬼的“鬼”，原本从原始的祖先崇拜发展而来，对祖先首先是尊敬，因而祭奠，所以很早就引入古代的礼仪之中。从有文字记载可考的夏、商、周时代即是如此。“鬼”字本不是贬意，所以道教中会有“鬼道”、“鬼卒”之称。再后一些，例如唐宋时期西南地区边境一些部落习俗尚鬼，称主祭者为“鬼主”，其部落酋长号“都鬼主”。@显然,“鬼”不会是贬意。有贬意之词，如骂人的“鬼子”、妇生畸形儿称“鬼胎”鬼物为害称“鬼害”、狡诈称“鬼黠”等等，这些贬意用“鬼”的形容词，大多出现得较晚，多半是魏晋以后之用词。中性的用法不少。从字义上考证可以作很多讨论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从汉代开始，鬼怪妖魔成了害人的迷信，东汉王充《论衡》一书中写了《订鬼》、《纪妖》、《死伪》、《论死》等篇，就是针对负面、贬意的“鬼”而说的。鬼神信仰必然改变了

人们不想死，不想为鬼，这就创造出了仙神仙。神仙信仰起源也很早，至少在西周时期战国时期比较流行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。®《史记·封禅书》就有“鬼神”的记载，如:

秦并天下，令祠官所常奉天地、名山、大川、鬼神，可得而序也。@也有“神仙”联称，如:海上燕、齐之间，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，能神倦矣。

其明年，东巡海上，考神倦之属，未有验者。⑩

“即”“仙”，是“神仙”联称之用见于文献记载的证明。

“鬼神”连用，最后归结为“神”的信仰，乃至排除对鬼的崇拜祭祀。“神仙”连用，实际上主要是讲“仙”的追求和信仰。仅此两个词本身而言，都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。“鬼神”讲的是信仰内容及其演变，“神仙”则是以“仙”为主，并且将“仙”的信仰和道术神圣化。刘向所作称《列仙传》，葛洪作《神仙传》,“神”没有实际的内容，二书所记都是修道成仙的人(历史人物或传说中的人物)。但后来道教的信仰中，是有先天神圣和后天仙真两大类的。从单一的鬼神信仰到神与仙的结合，神仙信仰成为道教的核心信仰，有一个形成、发展、变化的过程。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“杂而多端”的特点十分突出。这里暂不详细讨论。

• “巫”、“方”、“道”的演变

这是一个与道教产生、形成有关的最重要的问题。

首先要从“巫”讲起。中外古今都有“巫”“巫师”，都讲“巫术”。说简单一点，人类早期由自然崇拜、祖先崇拜发展而出的鬼神崇拜、神灵崇拜，对于天神、地祇、万物精灵既崇敬又害怕(敬畏)，对于祖先的怀念并祈其保护。如何实现这种人与鬼神的沟通，这就产生了“巫”人们有了社会组织、国家，“巫”就成了一种职业乃至官职。在世界各地有祭司、巫师，在中国有祝、宗、卜、史，都与“巫”有关系，故有“巫祝”、“巫卜”、“巫史”乃至“巫医”(兼行医术)等说法。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保留有极为丰富甚至是完整的资料。

研究中国“巫”的著作不少，新出的如李零的《中国方术考》有《正考》和《续考》作过比较详细的梳理，是可以参考的。我们这里不作详细讨论，但想说明几点:

第一，“巫”的起源早，地位高

甲骨文中有“巫”@字，文献记载中商代的“巫”，有“巫咸招”(《庄子·天运》)、“巫阳’(《楚辞·招魂》)、“巫贤”(《尚书·君奭》)等人，名前均冠以“巫”字。《山海经》中有“六巫”(《海内西经》)、“十巫”(《大荒西经》)的记载。其中可考为商代的巫威、巫彭名气很大，在其他一些古籍中也有记载，这里就不一-详述了。

巫的地位很高。例如商代与伊尹、太甲相提并论的名臣中就有巫咸、巫贤。《尚书·君奭》记载

(周)公曰:君爽，我闻在普成汤既受命，时则有若伊尹，格于皇天。……在太戊时……巫咸乂王家。在祖乙时，则有若巫贤。……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，故殷礼陟配天，多历年所。

周公说，是一批名臣的辅佐，成就了殷商统治数百年。可见巫咸、巫贤地位之重要。第二，“巫”的地位与“巫”的作用是分不开的。“巫”的作用，简单而明确地说就是沟通人神(鬼)。为什么、如何沟通人神(鬼)?古代文献中记载甚多。人在对鬼神敬畏、无奈之时，巫”代人向鬼神祈祷求福，或代鬼神向人转达信息乃至施教。所以在社会生活、国家政治中起很大的作用，从而有很高的地位。这在“尚鬼”的殷商时代特别突出，他们或为重臣，或主掌要事，甚至商王本身就是“巫”，甲骨文专家陈梦家在《商代的神话与巫术》中提出“商王为群巫之长”说，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欢迎，这与他们的观点相符合。如英国詹姆斯·乔治·弗雷泽在

《金枝》中所说:早期社会，国王通常身兼祭司和巫师两种之为。实际上，国王确实经常被人们认为是用其所精通的法术才获得了权力和王位。

对“巫”的研究，也许真是能够帮助我们“理解王权及其神性化的进程”，同时还可以对古代乃至后代人们的“迷信”有更深的认识。

第三，无论是古意的“以舞降神”(《说文》)或后代的装神弄鬼替人祈祷，必有一套仪式和法术。“舞”本身就是种仪式，后来的礼仪是否源于此，不好断言，学术界也有不同说法。但据《说文》对“礼”的解释:“礼，履也。所以事神致褔也。”“礼”的起源确实与“事神”有关。后来道教中的“科仪”当然与传统的礼仪关系密切。法术，与战国、秦汉时期所谓“方术”就有密切关系。“巫”既以舞降神或娱神，同时也会施展一些“术”，即使用一些方法和技艺，统名之曰“巫术”，种类繁多。从大事敬鬼神的礼仪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有巫术，李零《中国方术续考》从先秦两汉史料中找出“巫术十六种”有“见神视鬼”、“请风止风”、“乞雨止雨”、“星算”等涉及天文历算的内容，也有“祈禳厌劾”、“转移灾祸”等关系人们生活生存之术。有不少虚的如卜筮、占梦、巫蛊之类，也有实的如医学、房中之类。几乎可以说无所不包，是后来方术之起源，也与古代的科技发展有关。其次讲“方”与“道”。“巫”从文献记载看，殷商巫风最盛，大体上周代开始变衰了一些，宗、祝、卜、史官制正规化，礼仪制度建立和完善(如周公制礼作乐之说法)。但秦汉以后仍然有不少“巫”，过渡到次要方面，在全国各地均有保留(《汉书·地理志》有这方面的反映)。

再讲从“巫”到“方”与“道”的转变。这里我想谈谈《金枝》中几句话对我的启发，他说在巫术时代结束后，宗教时代才开始如果我猜测得没错，世界各地都是这样。

®我想这话是适用于中国的。中国殷商及其以前(前多少?)可以说是“巫术时代”。殷商以后“巫”从来没有断过，时至近代乃至今日也没有断过，但作为一个“时代”，周以后就可以说“结束”了，这还可以充分讨论。而“宗教时代才开始”，这话也颇值得玩味，“才”、“开始”如何理解“开始”,“开始”和“产生”与“形成”这些词意是应该有区别的。然后就是“什么是宗教”、“宗教”的定义等等。

事实是中国的“巫”、“方”、“道”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发展和演变过程。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，如较早的陈国符先生在《道藏源流考》中就有一篇《方士道士术士》”，他说:“战国时已有方士之称”,“方士即方术士也”(有的引文中有“术士”),“道士之称始于汉”。“道士之称始于汉”又引“道人，谓有道术之人也”，又引《后汉书·许曼传》:“行遇道士张巨君，授以方术。”又说:“道士之称，虽原于汉，至晋以后，方士之称，始不复通用，而以道士代之。”“初则以道人道士泛指僧道，至南北朝乃以道人称沙门，道士指黄冠。”“按晋代金丹、仙药、黄白……导引……符篆之术，悉谓之道术。”这些考论，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，也大体上反映了发展变化的过程。

战国时已有方士之称，这方士就是原来的巫师。为什么“巫师”会变为“方士”?这需要进一步考证。从文字学看，在甲骨文“巫”、“方’形与音均相近，也许可以互释。”在后来西周以后，“方”字之义又与“道”相连了。例如《广韵·阳韵》:“方，道也。”@在早期的经典中，如《易·系辞上》的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”这句名言，唐孔颖达《正义》云:“方，道也。是方谓性行法术也。”@他在注《礼记·乐记》“乐行而民向方”时又说:“方，犹道也，而民归向仁义之道也。”@这是讲义理之“道”，可见“方’与“道”有广义相通之处。这是后话。至于“方”取代“巫”是在什么时候?为什么?如何取代?也许与“巫术时代”的结束有关。继巫术盛行的般商之后的西周，是中国古代一个制礼作乐的新时代。王国维《殷周制度论》说:“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变革，莫剧于殷周之际”,“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，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。殷周间之大变革……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，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”。此论确实可贵。但王国维仅就嫡庶、丧服等几项进行一些论述，制度、典礼论之不详。实际上从“周公制礼乐”开始，西周的礼乐制度是相当完备的。古代的所谓“礼经”,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大部分所述应该是从西周开始的(当然也有后人理想的东西)。礼仪、制度等的完善，应该可说是’巫术时代结束”的一个明显标志。“巫”在国家政治中再不占显著地位了。例如《周礼》一书，虽有东周时人的一些设想在内，但大体上能反映西周时制度与礼仪的主要情况，其中关于礼仪制度的官职有宗、祝、卜、史等许多分职，分担了原来各种巫师的职能，整个两百来个职务中，仅有“司巫”、“男巫”、“女巫”三条带有“巫”名，而卜师、龟人、占梦、大祝、小祝、丧祝等等所为之事，原本都是巫师所掌。周代结束了“巫术时代”。如《道藏源流考》所说，“战国时代有方士之称”,“方士”、“方术”就代替了“巫师”、“巫术”。

战国秦汉时期(特别是秦汉早期)是方士方术的时代。但同时，“道士”、“道术”也同时出现。“道士之称始于汉”，至少可以说有一大部分“方士”即是“道士”。道士之术自然是“道术”也可以说“道术”即是“方术”。《后汉书·许曼传》:“行遇道士张巨君，授以方术。”@亦如《道藏源流考》所说:“至晋以后，方士之称，始不复通用，而以道士代之。”@至于“道士”、“道人”之称等等一些变化，那是以后的事了。“巫”、“方”、“道”的演变就说这些，对于道教产生和形成的研究是有意义的。

五、佛道关系的辨正

这应该是与道教产生和形成没有关系的问题，但是被人们硬拉扯进来了，不得不说两句，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研究，但有不少疑问。

早在上世纪初，日本小柳司气太《道教概说》就说道教剽窃模仿佛教之教理及礼仪。时至今日又有小林正美创“新范式道教史”说，“道教”是天师道受到佛教刺激后，有意识地“创造”出来的名，不能脱离儒、佛二教谈论道教”的产生”，道教又由原来东汉末年形成变成东晋南朝以后才产生了。真是很难理解。佛教的影响如此之大!

佛道关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，佛教刚传人时，互相之影响是历史的事实。如何看二者之间的互相吸收(互相学习)、互相利用、互相排斥?

汤用彤先生1955年在重印他早年(1938年)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时说:

佛教在中国的发展，和当时其他反佛教的思想斗争是分不开的，比如对道教的斗争，对儒家思想的斗争，对当时科学的斗争等。我们不能设想脱离了当时思想斗争的全部内容而能单独讲明佛教史。@可见佛道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。汤先生在开头写第1章《佛教入华诸传说》时指出:

后世佛法兴隆，释氏信徒及博物好奇之士……影射附益……信佛者乃不得不援引古逸史、周秦寓言……化胡说出，佛道争先。信佛者乃大造伪书，自张其军。@他认为都是不可靠的，并且作了十来个问题的具体考证。在写第5章《佛道》的《总结》时说:

佛教在汉世，本视为道术之一种……其教……流行于民间。上流社会，偶因好黄老之术，兼及浮屠……及至魏晋，玄学清谈渐盛，中华学术之面目为之一变，而佛教则更依附玄理，大为士大夫所激赏。因是学术大柄，为此外来之教所篡夺。而佛学演进已入另一时期矣。

事实上佛教传人是在道教形成之后(汤先生写书一开始就对早期“入华诸传说”进行了批驳)。秦汉时期道家、道教不分，其影响也相当大。汉代道家的黄老学与黄老道影响很大，佛教主要从这时传人，所以不得不向道家、道教学习、靠拢，这早已有一些研究指出。佛教在正式大量传人中国之后，特别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结合之后，影响加大，与道教的关系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。

这里我主要想讨论两个问题:一个是道教“剽窃”、“模仿”佛教“教理及礼仪”问题。从两晋南北朝开始的佛道之间的相互影响、相互吸收，道教是采用了佛教的某些东西，但要具体比较分析。有些原本是各自都有的，而被认为是抄袭、剽窃，显然是一种偏见。这是受古代佛道之争的影响，也受某些宋人的影响。但需具体分析，例如说“礼仪”，中国商周以至秦汉礼仪制度相当完备，极其丰富。道教的科仪自有承袭，且有创造，如“步罡踏斗”之类流传至今，还需要“模仿”佛教什么?是否佛教还“模仿”了道教?我没有研究，也许并非不是问题。教理方面也需具体研讨，汤用彤先生在其书的《佛道》一章中有一些具体的谨慎的比较，值得参考学习。“剽窃”之说实为一种偏见。有的说法甚至荒唐，好像道教礼拜的神像都是模仿佛教的。某些史书在佛道之争中一些佛徒言论的影响下也会有错误记载，汤先生有《休屠王金人》一节驳《魏书·释老志》“所言之虚妄”，即为一例。长期偏见的影响，现在有人搞田野调查也会有这种“模仿”的联想(如小林正美《新范式道教史构建》中有四川摩崖道教造像的调查)。第二个问题是两晋南北朝道教的演变对模仿、剽窃说的影响。在道教发展史上，东晋南朝时期，活跃的如上清、灵宝派，掀起了造经和造神两个运动。后世所传的经书，很大部分是这一时期所造，这方面现在流行的《道教史》多有论述。而造神运动则论述不多。实际这也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。这里多说几句。前引早年傅勤家的《中国道教史》有《道教之神》一章，他写道:其初最尊者为老子……太平道、天师道等更皆奉老子为师，尊其书为经。至后代而老子遂成为至尊无上、神变无方之神人……然自六朝以来，元始天尊之名既出，老子之地位骤绌，而道教之神遂愈繁。

当张角、张陵之道教初起时，所谓司人间祸福者，只有三官，即天官、地官、水官，今称为三官大帝者也。迨其后，既有元始太上诸尊位乎上，则神仙官府当然加增。

这个论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“元始太上诸尊位乎上”就是讲的东晋南朝的造神运动。这事该如何看?我这里只说两点:

• 道教的核心信仰是神仙信仰，“神”和“仙”是两大部分:一部分是“神”，天神、地神、自然界诸神、祖先神等等;一部分是“仙”，仙人、真人之类，是由人长生不死所成之仙，是道教信仰、道术的实际内容。没有神的信仰那才不是宗教，然而无论刘向的《列仙传》还是葛洪的《神仙传》，其所记皆为人(包括传说中的人)变成的仙。没有神的记载，对于宗教–道教，如果没有神的敬祀那是不完备的。实际上如前所述，中国的鬼神信仰和祭祀有很长的历史，有丰富的内容，也一直为巫师、方士和道士在履行。秦汉时的记载，如祠“太一”之类本有不少，只是没有一个神的谱系的整理罢了(实际上在汉代的礼仪制度上也是有过一些整理的)东晋南朝开始大规模的造神运动，就先后出现了葛洪的《枕中书》、陶弘景的《真灵位业图》等等，试图把“神”和“仙”统统记述出来，当然可以说“杂沓纷纶，漫无统纪”。当时创造了不少的神，比如“元始天尊”。葛洪说:昔二仪未分，溟滓鸿蒙，未有成形，天地日月未具，状如鸡子，混沌玄黄，已有盘古真人，天地之精，自号元始天王，游乎其中。

盘古开天地的历史传说用上了。陶弘景列位第一级的“上清虚皇道君，应号元始天尊”。那么，原来尊崇的老子怎么摆呢?所以有一段时间老子在道教中的地位是游移的，陶弘景把他摆在第四级中位(“太清太上老君”)。后来才被列为三清之一。如果硬要说，“道徒们觉得只老子一人不够用了，比不上三世佛气派”，于是“造出了’三清。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，实在不好说。在最高神中列出三个，三个难道不可从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来比说，更何况早有“一气化三清”之说呢?《老子》不就说“一生二，二生三”吗?第二，道教造经、造神之时，正是佛道交融和互相排斥之时，造经、造神当然会与佛教有些参照比较。到底谁袭谁?或者各有各的渊源。这是值得深入研讨的。以往的研讨中，较多引用佛徒之说，难免得出“道”抄袭“佛”之说，例如《笑道论》中就用了不少“偷改”、“抄袭”之词。试举一例说，其《观音侍老》说:

有道士造老像，二菩萨侍之:一日金刚藏，二曰观世音。又道士服黄布帔，或似服吧，通身被之，偷佛僧伽裟法服之相……学僧服像。

在“臣笑曰”中还列举一些，“自尔至今黄服不绝，像服沙门，良可悲也”，“观音极位大师，老子不及大贤”等等可笑而有意思的记述。因为在道教造神造像的过程中，有一些尝试性的做法，“观音侍老”，让“极位大士”观音作老子的侍从，何尝又不是道教贬低佛教之意呢!至于黄色衣服就是学佛教的?黄巾起义用黄巾也是佛教的?后来道服多青紫之类，是不是与当时争论有关，这些都是可以作具体考证的。

再如造像、宫观之类的事也是如此。例如唐释法琳《辨正论》卷6自注云:考梁陈齐魏之前，唯以瓠卢盛经，本无天尊形像。按任子《道论》及杜氏《幽求》云:“道无形质，盖阴阳之精也。”《陶隐居内传》云:“在茅山中立佛、道二堂，隔日朝礼，佛堂有像，道堂无像。”王淳《三教论》云:“近世道士，取活无方，欲人归信，乃学佛家制作形像，假号天尊，及左右二真人，置之道堂，以凭衣食。宋陆修静亦为此形。”

《道藏源流考》的《道教形象考原》引用上文且说“宋代道教，已有形像”，未作进一步考辨，很易引起误会。实际情况应该是，陶弘景当时“道堂无像”是“无天尊形像”。元始天尊刚造出来，一时无像那是很可能的。要说道教的神祠神祀原本无像是荒唐的。中国古代，敬神祭祖，原来就是有礼拜对象的，那就是“尸”。“尸”字之意即为神像，而且是很具体的，以臣下或死者的晚辈充任“尸”位，代为受祭，后来逐渐改用神主、画像之类。“尸”字在甲骨文中就有，至少从商周开始，敬神灵、祖先都是有具体礼拜对象的。道教之敬神还要“学佛教制作形像”，且不荒唐之极。黄老道敬奉黄帝、老子，当然是有像的，否则“宫中祠黄老、浮屠”岂不是一边有像一边无像!老子像是有明确记载的，《抱朴子内篇·杂应》写道:

……老君真形见，则起再拜也。老君真形者……身长九尺，黄色，鸟喙，隆鼻，秀眉长五寸，耳长七寸，额有三理上下彻，足有八卦，以神龟为床，金楼玉堂，白银为阶，五色云为衣……此事出于仙经中也。@《仙经》中所记老君形象难道画不出来?制作不出来?汉画像石孔子问礼中是有老子像的。我看画成啥样?制作成啥样?都是画家、工匠的创造。中国的佛像不也是中国人制作的?到底谁学谁?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。不过也有一条，佛教遗留的石窟石像较多，这倒是为后世“田野调查”提供了依据。道教考古这方面提供的资料少一点，佛像的制作不也是中国人的作品吗!我们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深入研讨这些问题。

佛道之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正。

六、理论根据及本人认识的检讨

这里只简单谈一谈。

什么是宗教?宗教学有哪些基本理论?本人没有任何研究，学习也不多，但讨论道教的产生和形成又必须涉及理论问题。所以只能学习学界同仁的研究成果。在学习中会认同一些多数人有共识的结论和看法，随着学习的深人也会不断改变一些认识并提出新的看法。例如约十年前我开始写有关道教的文章，仍采用流行已久的汉末道教形成的说法，后来逐渐产生疑问，觉得历史事实好像不是那样的，读到论述“方仙道”之类的文章，觉得战国已有道教是可能的，因此写《道教的名与实》、《论道教的杂而多端》等论文。再例如关于“黄老道”，开始我认为是东汉时期的一个道教派别，最近我的研究认为黄老道不但西汉初期就有，它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，写成《黄老道及其源于齐地初考》,“初考”二字是想说还有“续考”、“再考”的可能。这样研究和认识的变化应该是可以的吧!

那么我现在如何认识道教的产生和形成呢?理论根据是什么呢?我想说以下几点:

• 无论是宗教学研究中提出的“五要素”或“三要素”，无非是说要有信仰、有信众、有组织(包括传承)、有仪轨、有经典。我看，战国时期的“方仙道”、“黄老道”，还有可能的“王母道”(李远国根据材料的说法)，都基本具备，它们是早期道教的不同派别。
• 我采用学界同仁所研讨的原生性和创生性之说，道教是原生性的。它的产生和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，在发展过程中又有多样变化(符合道教“杂而多端”的特点)。第三，道教产生和形成的再研究是有意义的。虽然它不是直接关系当前国计民生的大问题，但却是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小的问题。我们总不能就让那个不准确的“东汉末形成说”永远误导子孙后代吧。何况现在又出现“新”的南朝形成说呢?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，我们应该把它了解得更深更清楚一些。这是我的愿望。附记:2014年，友人萧登福教授赠我一本1998年出版的《周秦两汉早期道教》，对我的不断思考启发很大。该著作专门有《论道教的创立年代》，专门有《论道教不始于张道陵》等章节，材料翔实。